三个月前，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事件发生的当天――3月14日，达赖喇嘛就按捺不住地对美国记者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果然，他自己从此也就没有“停下来”。三个月来，一直马不停蹄地到西方若干国家窜访，数十次地接受西方若干媒体采访，还不断高调发表种种“呼吁”、“声明”。
    我们从三个月来达赖喇嘛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话中，找几段略加评析，奇文共赏。

达赖喇嘛又说谎了

    十四世达赖喇嘛不断发表谈话。信手拈来，颇多谎言：
    “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的图谋。”同是这个达赖喇嘛，在去年4月8日对印度一家电视台说，半个世纪前“西藏当时是一个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
    “我绝对没有……在藏汉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同是这个达赖喇嘛，在今年3月10日的“声明”中说：“藏人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且……正在无声中被大民族同化。”今年3月25日对美国《新闻周刊》说，尽管他遇到“富裕的藏人，他们经济富足，有好的房子”，但“感受到汉人某种难以形容的歧视”。
    “今年3月10日以来的……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年3月10日以来”？正是这个达赖喇嘛，3月10日翻来覆去地说：“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这种顽强精神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并表示赞赏”。讲此话前，达赖特地会见“藏青会”等组织，授意他们对这些不便直说的指令要心领神会。果然，“藏青会”3月10日的声明说，“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恢复西藏的独立”。原来，达赖喇嘛所“赞赏”出来的，就是拉萨的打砸抢烧、火光冲天，就是10多名无辜群众被烧死、砍死或窒息死亡，就是殴打执勤武警。出事当天达赖喇嘛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眼看着人们纷纷愤怒地谴责暴力，达赖喇嘛自知失言，3月18日又说，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他将“完全隐退”，接着又要为“和平抗议示威”的“死难者的亡灵进行做法祈祷”。
    “我一开始就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同是这个达赖喇嘛，在去年到欧美时多次声称：“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并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联系起来，要求其支持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游行示威，并借此“宣扬藏人的请求”。
    无须作何评论，只要比较一下，同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翻来覆去说不同的话，究竟哪句是真话呢？
    自相矛盾，自己也心虚了，于是达赖喇嘛又说：“作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证，我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殊不知，连他这个“保证”都在“真诚”地撒谎。人们不禁要问，佛教最看重“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的“四根本戒”，不打妄语，不说谎言。达赖喇嘛是如何“如法守戒”的呢？他还是一个“佛教比丘”吗？只能这样说：达赖喇嘛又说谎了。

名人名言之比较

    达赖喇嘛是名人，自然有很多名言，诸如“我并不想寻求分裂，……但西藏必须拥有某个体系，以全面保证包括藏语和藏传佛教习俗在内的西藏文化。藏民族、藏族文化、藏传佛教传统必须保存”（4月11日对NBC谈）之类。对这位“披着袈裟，穿着意大利的古奇皮鞋，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政客”（世界传媒大王默多克语），谁也没有否认他老人家出生应是藏族，本职该当喇嘛。但这些话，真是为藏族计、为宗教好吗？
    不妨稍作比较，听听别的名人怎么说。
    当年乾隆曾作为信徒研习佛法、接受灌顶，但他十分明确地反对僧尼过多，他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且衣必细美，市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二农夫三肉袒身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毛泽东多次强调，“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但他明确指出，“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这个事情，我给达赖可是讲过的，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啊，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呢？你们120万人里头，有8万喇嘛，这8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他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周恩来也说过，“达赖曾经担心佛教这一代就会完了，如果实行全部男的都当喇嘛，女的都当尼姑，藏族的确只有一代就要灭亡了，谁这样做，谁就是真正的藏族的敌人。”
    美国一位藏学家戈尔斯坦认为，过去西藏现代化迟迟不能启动的原因，就在于达赖统治时期“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
    名人名言很多，要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连后代都不能正常繁衍的民族，怎样“保存独特的文化”，“保护藏传佛教”？达赖统治时期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35.5岁，现在是67岁！西藏文化的延续，要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相适应，与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和包括藏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共同走进现代化的前列、共同繁荣相适应。而不是打着“保存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化”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僧侣”的所谓的“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西藏必须拥有某个体系”的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去，成为一个与世隔绝，供少数特权僧侣、精神贵族亵玩的古董瓶，供几个外国猎奇者观赏的活化石！
    何况，西藏现已有藏传佛教寺庙1700多座，僧尼近5万人，经幡和玛尼堆随处可见，信教群众家中大都设有经堂、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藏族群众达百万人以上，达赖集团为何还要大喊“保护民族文化特色”、“保存藏传佛教”？
    此也名人名言，彼也名言名人，究竟谁在真为藏族的根本考虑，为宗教的长远着想？

“挟洋自重”有多重

    5月21日，达赖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竟然高呼“英国与西藏有着伟大、悠久的历史关系，在西藏问题上应该肩负起推进和改造历史的使命”，请求英国各界在西藏问题上给予“更大支援和关注”！
    对着英国人讲这番话的，并不是那个当年曾率军入侵西藏的英军将领荣赫鹏，而是口口声声“代表西藏人民”、令人尊敬的达赖喇嘛。
    数典忘祖或因健忘，挟洋自重就实在无耻了。历史上藏、汉同胞曾一道浸泡在西方侵略者带来的苦难中，内心充满悲愤、屈辱和不平。没有想到在中华民族经过抗争终于摆脱了侵略和压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还有人在昔日“大英帝国”的国会大厅里作如是说。
    请问演说者，在赢得议员们几许掌声之后，你何以面对那些为抗击英军侵略而英勇牺牲、重于泰山的藏族先烈？何以面对曾经遭受过以英国为首的“八国联军”蹂躏、最痛恨“挟洋自重”的中华民族？
    我们不妨对达赖喇嘛所赞美的“英国与西藏”“伟大、悠久的历史关系”稍加回顾。
    1888年，英国悍然发动对中国西藏的武装进攻。驻守隆吐山的藏军依靠手中仅有的火绳枪、弓箭、刀矛，同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04年3月31日，英军与藏军在一个山谷相遇。千余藏军被打死打伤。4月7日，江孜全城沦陷，最后五百多名藏兵全部跳崖。8月3日，英军闯入拉萨，拉萨城内弥漫着憎恨。“他们多么仇视我们啊！”随军记者爱德蒙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慎落入他们手中，我深信他们肯定会将他碎尸万段的。”  
    英军在抢劫紫金寺时，荣赫鹏下令开炮，寺内近60个佛殿全部坍塌，僧人全部战死。英军抢劫的财富，“用400头骡子才能运走，里面包括罕见的宗教经典、神像，还有很多器皿”。……
    对这些历史，达赖喇嘛在英国国会演说时，是头脑一片空白，还是为了挟洋自重而全身发飘、颠倒黑白呢？
    “挟洋自重”有多重？请一心“挟洋”者听听洋人自己怎么说。著有《西藏追踪》的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是侵略！”连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认为，达赖“既是政治人物，也是精神领袖，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如果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份‘分裂’和‘独立’的议程，并非真正寻求在中国框架下实现自治。因此，这对中国及其统一构成现实威胁”。
    “挟洋自重”有多重？请数典忘祖者听听先人怎么说：“杜英人之觊觎，制达赖之外附”（清，赵尔丰）。在西藏问题上，历来有维护统一、还是分裂祖国，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还是勾引外国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最起码的是非界限。
    “挟洋自重”有多重？请今天呼喊英国对西藏给予“更大支援和关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听一听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怎么说：“全藏僧侣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
    “挟洋自重”有多重？请这些天马不停蹄地在西方国家窜访、对媒体侃侃而谈，还跑到英国国会大厅里高谈阔论的“大和尚”达赖喇嘛，问一问当年西藏的喇嘛们怎么说：“他们非常仇视我们，西藏人中间的那个名叫强巴丹增的和尚，他始终没讲一句话。”（荣赫鹏的日记）
未完待续

山还是那山 水还是那水


    现在大家都关注环保，爱惜山水，佛教徒还多了一层“心灵环保”，认为“心净则佛土净”，心灵洁净的人才会虔诚地珍惜环境的洁净。
    近来，达赖喇嘛突然特别关心起西藏的环保来。本来，西藏要发展，要进步，人民生活要改善，自然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和利用资源，兴办一些产业。达赖喇嘛却对此横加指责，说这是“破坏西藏生态环境”，“掠夺西藏自然资源”，“剥夺西藏人的生存权”。似乎西藏就应该永远处在一种“原生态”中，成为现代看客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原始、纯粹的标本，以社会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把它视同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然也关系到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胡总书记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持好西藏的碧水蓝天，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要建设生态文明，构筑稳固的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根本要求出发，以对子孙后代和全世界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促进和发展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略举几例：
    上世纪90年代，西藏地方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制定并发布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森林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草原管理暂行规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水产资源的布告》、《西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一些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其中仅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规章就有20多件。  
    西藏生态保护区的面积已经占到西藏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自治区级有6个，居全国领先地位。西藏有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世界上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政府花费15.4亿元，确保青藏铁路沿线的冻土保持稳定，江河水质不受污染，水土流失防护得力，高原植被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迁徙自由，铁路沿线景观不受破坏。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政府将投资22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16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促进西藏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正确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兼顾长远利益与全局利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能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西藏的环保，有理念支撑，有法律保障，有全民监督，有政府执行，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汉各族同胞的珍惜和呵护，何来“破坏西藏生态环境”，“掠夺西藏自然资源”？
    雪山是骂不垮的，天地是抹不黑的。在有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为西藏的环境“担心”的时候，人们倒是担心他自己的心灵是否干净，请他先来点“心灵环保”。西藏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碧水蓝天永远是雪域高原亮丽的风景线。

达赖喇嘛“绝对没有的图谋”

    达赖喇嘛在《致全球华人的呼吁》中信誓旦旦地说，“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在藏汉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这“绝对没有的图谋”，怎样让“全球华人”信服呢？
    ――现在西藏常住人口中藏族达250多万，占西藏人口总数的95.3%，其余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西藏自治区2007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951年至今，是近千年来西藏的藏族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197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这些事实，达赖喇嘛却说：“目前的西藏，……移民政策使非藏族人口暴增，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由于大批汉人进入西藏导致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少数民族”，甚至造谣说“中国政府计划在奥运会后向西藏移民100万汉人以淡化西藏的传统文化”。如此闭目瞎说、信口雌黄，究竟是何“图谋”？
    ――在西藏，基层干部中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占80%以上。截至2006年底，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62211人，占全区官员总数的69.36%，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32987人，占全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74.39%。西藏73个县（市、区）和682个乡（镇）两级人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分别占到了84.04%和87.49%。面对这些事实，达赖喇嘛却说，“所有藏族干部无一例外地受到地方干部的不平等对待和欺负，并被剥夺工作机会。”如此居心险恶、挑拨离间，究竟是何“图谋”？
    ――为了保存西藏文化，国家投入3.3亿元巨资，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从今年开始实施规模更大的22处寺庙和古文物建筑维修工程的投资达5.7亿元。作为世界最长诗史的《格萨尔王传》，从1979年开始，政府便成立机构，投入资金，抢救、整理和出版书籍。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4300多张。收录有4000多部经典和论著的藏文《大藏经》，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为统一校准内容、荟萃各版本特点，国家专门成立大藏经对勘局，投入了近4000万元，组织了上百人的专家队伍，对不同版本进行对勘出版。面对这些事实，达赖喇嘛却说，藏族“表现其民族特征的语言文字、传统习惯等日趋消失，从而正在无声中被大民族化”。如此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究竟是何“图谋”？
    汉藏同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仅过去5年中央对西藏的各项补助累计就达950亿元，2001年以来援建项目2876个。西藏的发展倾注了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西藏人民生活在祖国团结、友谊、和谐的大家庭之中。不管达赖喇嘛绝对“有”或“没有”什么图谋，汉藏民族之间、中华各民族之间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是谁也离间不了的。

乱花渐欲迷人眼

    佛教徒从来主张“不杀生”，反对一切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当然也宣称反对暴力，5月19日他跑到柏林说，“21世纪是对话的世纪，藏人坚持以非暴力的方式追求‘自治’”。但此话哪里管得住“21世纪”？才过了三天，5月22日达赖喇嘛又跑到巴黎宣称：如果他的私人代表与北京的谈判破裂，“西藏很可能再次发生‘严重暴力’”。
    “非暴力”和“严重暴力”，就这样“很可能”地在同一个人的嘴里来回晃荡。
    达赖喇嘛自诩是“甘地学说的信徒”，因而坚持“非暴力”。殊不知，甘地明确说过，“非暴力不是一件随时可以穿上和脱下的衣服”。而达赖喇嘛却确实只把它当作一件避丑遮羞的衣服，随心所欲，穿脱自如。为什么需要这件衣服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更痛快吗？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达赖 1989年在奥斯陆发表演说中有明确交代：“如果西藏人拿起武器，中共部队会有借口压制，我们可能很轻易被消灭。”
    达赖喇嘛自称主张“非暴力”，却宣称控制不了“藏青会”等激进势力搞暴力，因为流亡藏人“有人听我的，有人不听”。众所周知，“流亡政府”中有80%的人出自“藏青会”，所谓《西藏流亡藏人宪章》规定要服从“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位“控制和主宰政教一切最高权力”，既是“神王”又是“君王”的“最高领袖”，怎么就控制不了“藏青会”、制止不了暴力活动呢？“藏青会”主办的多份刊物中，经常刊载有使用暴力或鼓吹武装斗争实现“藏独”的文章。特别是近几年刊登多篇要求藏人仿效巴勒斯坦人实施“自杀性爆炸”的煽动性文章，公然宣称“‘9?11’事件中恐怖主义的东西有许多值得借鉴”。对这些，主张“非暴力”的达赖却一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达赖喇嘛口喊“非暴力”却常常忍不住明里暗里怂恿、支持暴力。今年3月10日，是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的“西藏人民大起义”敲响开张锣鼓的日子，于是达赖喇嘛这一天也异常地兴奋起来，翻来覆去地嘱咐：“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这种顽强精神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并表示赞赏”。而他“赞赏”出来的，就是3月14日拉萨的打砸抢烧、火光冲天。出事当天达赖喇嘛对美国记者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
    拉萨尘埃落地，雪山依然圣洁。达赖喇嘛又有点不耐、不安了，竟然心怀叵测地预言“西藏很可能再次发生‘严重暴力’”！这岂不比“3?14”前几天所要“赞赏”的东西，讲得更直白、更明确了吗？他究竟在暗示、怂恿和期待着什么呢？
    看来，“非暴力”和“暴力”的衣服换得太快，虽可以“乱花渐欲迷人眼”，却也会露出破绽。难怪西方人士称达赖为“戏剧喇嘛”，发现他讲的话不过就是逢场作戏而已。
    为了保留住达赖的“佛教徒”面孔，更为了拉拢善良的人们，达赖集团总是把“非暴力”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们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暴力的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遮羞硬说本无羞

    “西藏今昔――大型主题展”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人们清晰地看到，旧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而当时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然就是最大的农奴主。历史的镜子照出了达赖令人羞耻的原形，曾经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西方人，也不能不用疑虑的眼光看着达赖喇嘛了。达赖需要遮羞。但他的办法是，遮羞硬说本无羞。他对西方人士说，“1950年以前的西藏也许处于比较落后的制度下”，但“那是个慈悲人道的社会，所以当时藏民的内心要比现今快乐得多”。
    众所周知，旧西藏占总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上层寺院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1950年全西藏有100万人，其中90万人没有住房，拉萨城区只有２万人，而露宿街头的贫民和乞丐就达1000多人。藏族老人回忆，“那时候，拉萨大昭寺西南的鲁古一带，到处可以看到人和狗抢食的场面。”当时的法律规定，上上等人生命的价值相当于与其体重相等的黄金，而下下等人生命的价值则仅相当于一条草绳。旧西藏，刑具和刑罚十分残酷，有挖眼、抽筋、剥皮、剁手足、割舌、割鼻、割耳、戴石帽、挖心等几十种之多。旧西藏“十六法典”第７条规定：“下对上反抗者、民反者均犯重法，应在其身上挖去眼睛、抽去腿筋，割其舌、断其手，或立即杀之……”那时西藏当局有关方面还承担着为噶厦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提供“念咒经”用的祭品的职责，如人皮、人肉、人心、人肠等。通常是达赖喇嘛等什么时候“念咒经”，有关方面就什么时候抓人、杀人，为其制作祭品。一位年过七旬的藏族老人说，在旧西藏，大街上随处可见被砍去了手臂或大腿的人。旧西藏就是这样的“人道社会”，它能让95%的人体验到“慈悲”，感受到“快乐”。
    达赖喇嘛所说的“慈悲”，是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上等人对下等人的“垂顾”，这种“垂顾”还要时常施以饥饿、寒冷和酷刑，否则“慈悲”就无从体现。达赖喇嘛所谓的“快乐”，是指痛苦之极的麻木。难道剥皮、抽筋就是“慈悲人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是“快乐”？
    旧西藏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遮羞硬说本无羞，是因为达赖喇嘛确实也并没有因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而害过羞。想起当年作为最大农奴主的快乐日子，达赖喇嘛真的“内心要比现今快乐得多”。


卖国竟然“卖到底”

    6月4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时报》记者采访时竟然宣称：1914年《西姆拉条约》划定的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按照当时西藏和英印殖民政府代表签署的协定”，达旺（位于印称的“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
    此言一出，众人惊愕。
    ――当年的“西姆拉会议”是英国殖民者妄图分裂中国、阴谋侵占西藏的会议。《西姆拉条约》是帝国主义在武力威胁下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1914年4月，英方威逼中国代表陈贻范草签，百般无奈中他签了一个“陈”字，并立即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签押一层，必须奉有训令而后可。” 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接获陈草签报告后，立即去电声明：“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被威逼的陈贻范，毕竟还留着一个“底”。
    ――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被诱惑的十三世达赖，毕竟也留着一个“底”。
    ――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一个备忘录，反对噶厦官员去达旺。4月噶厦在给英国复信中明确表示：“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对于英方要求召回派往达旺的军官与军队，拒不理睬。当时羸弱的西藏地方政府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大英帝国”，毕竟还留着一个“底”。
    ――加拿大学者戈伦夫说：“西姆拉条约在其签订了许多年之后，仍然声名狼藉，而且得不到执行。”国际法专家阿尔弗莱德在详细研究了西姆拉会议后认为，这次会议“暴露了负责的英属印度官员们故意违犯指示做出损害中国的行为……在一个国际会议的桌上说话骗人”。西方有良知的学者，都知道不能触这个“底”。
    ――对于是否认可“麦克马洪线”，是否承认达旺属于印度，达赖喇嘛也曾一贯避而不答，还表示过达旺是西藏的一部分。他也留着这个“底”。
    为什么达赖喇嘛现在突然改口，公然要“根据1914年《西姆拉条约》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宣称“达旺是印度的一部分”？为什么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噶玛群培立即应和，突然要大张旗鼓在7月3日举行纪念“《西姆拉条约》签定94周年”活动，声称“签约的遗址还在，我们的集会就安排在那里”？
    原来，达赖集团在印度搞“藏独”活动，越来越不得人心、不大方便了。今年5月，印度警方拘捕了组织“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动”的5个“藏独”组织的头目，包括“藏青会”会长次旺仁增、“藏妇会”会长比次仁在内，指控其违反印度相关法律、危及人身安全，并将其关进监狱。“藏独”势力眼看着面临被“抄底”的危机。覆巢之中，安有完卵？在一片焦虑之中、情急之下，达赖集团也顾不上那许多了，竟然宣布把中国领土拱手让出，企图以此来挑拨日渐修好的中印关系，以此来缓和穷途末路的“藏独”危机，以此来向“寄居他人屋檐下”的“宿主”摇尾献媚、乞求“手下留情”。
    可是，达旺毕竟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乡。现世达赖喇嘛为了搞“藏独”而卖国，竟然一杆子“卖到底”，卖掉了祖坟，卖光了廉耻。黔驴技穷实可笑，末路穷途究可哀。

捣鬼有术 但有限

    “藏青会”一向鼓吹用暴力方式从事“藏独”活动。“3?14事件”之后，“藏青会”主席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公开叫嚣，“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西藏抵抗运动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抗争的时刻了”。然而恐怖主义乃“过街老鼠”，狂言一出，立即引起广泛的批评和斥责。众怒难犯之下，他又矢口否认说了这话，并反诬《晚邮报》歪曲了他的原意。《晚邮报》则称报道属实，有录音为证。
    刚出狂言唬人，又有妖言惑众。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人民都在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支持和帮助四川汉藏羌各族同胞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藏青会”却在互联网上说，大地震发生在5月12日，5+1+2=8，“逢8必灾”啊！境外“*”邪教组织也在网上、手机上，散布用三个“8”攻击北京奥运会的谣言。“藏青会”和“*”邪教沆瀣一气，一起捣鬼。
    “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鲁迅语）对这种牵强附会的邪说，连德国《世界报》都评论说，“欧洲人只会对此付之一笑”。
    既然有人要借“8”捣鬼，我们不妨说说这个“8”。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某头面人物生于1935年，按照“藏青会”的加减法，9-1 = 8，3+5= 8；“藏青会”的成立日是某年10月7日，1+0+7=8；“藏青会”某前主席生于1948年，等等。依照他们自己的所谓“8字魔咒”，他们自己不就成了魔头、灾星、恶鬼吗？
    其实，每个月中含有8或者数字相加后等于8的日期都有好几个。以5月为例，宽泛地计算，31天中有7天与“8”有关系。除8日、18日、28日三天日期中直接含“8”外，把3日、12日、21日、30日四天的数字拆开后分别与5月的“5”相加都等于“8”。如果再加上农历纪年、星期数与月份相加等其他因素，几乎每天都可以和“8”扯上关系。难道天天都是人类的灾难吗？
    东汉时期，曾流行谶纬神学和灾异迷信。东汉著名思想家桓谭就坚决反对谶纬神学，对灾异迷信进行过批驳，认为“谶之非经”，必须抛弃。谶纬预言虽也偶有巧合，但不足信。灾异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与人事无关，“夫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篇》）。
    数字怎么就一定与灾祸、命运相连呢？相传三个秀才赶考路遇一算命者，问他们能否考上。算命者竖起一根手指。后来果然有一人考中，便再问何以如此灵验。答曰，一个指头表示只有一人考中，也表示只有一个考不中，还表示三个一起考中，三个一起都不中。
    当然，一般老百姓对数字有某种偏好，也未必是要搞谶纬迷信，更不是要捣鬼惑众。比如有的西方人喜欢数字“3（three）”和“7（seven）”，认为这些“幸运数”能带来幸福（happiness）、欢乐（pleasure）和好运（good luck）。有的中国人也喜欢“6”和“8”，无非是谐其音，希望“溜溜顺”，“发发发”。至于2008年8月8日奥运开幕，三个“8”正好碰在一起，大家认为这是个好日子，蕴含着中国人要“发展”、“发达”、“发奋图强”的期盼和追求。这也不过是一个说法，一个祝愿，招谁惹谁了呢？有什么鬼可捣呢？
    说到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其实谁都晓得，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大量研究数据表明，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每天都有地震发生，只是大小不同、地域不同。汶川地震是地球表层地壳运动的结果。地震发生后，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世界各国给予了友好的关注和援助。“藏青会”等却躲在阴暗角落编造荒诞、迷信的“魔咒”捣鬼，只能暴露他们反人类、反科学的真面目。
    请记住鲁迅的话：捣鬼有术，但有限。